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

    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

    编辑推荐

    本书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丛书之一。

    其中“核心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已出版有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三版)》《舆论学》、戴元光《传播学通论(第二版)》、舒咏平《新媒体广告传播》、禹卫华《社交媒体概论》、许正林《中国新闻史》、郑涵《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郝雨《新闻学概论(当代教程)》等。

    “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已出版有陈堂发《批评性报道法律问题研究》、陶建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信息传播的角度》、白红义《以新闻为业》、郑欣《批判与倾听:电视节目低俗化研究》等。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作者求学、治学和教学生涯中的中文代表性研究成果,覆盖传播学、教育、文化、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其中“人即信息”“信仰传播的3M模式”“传播效果研究如何走出困境”“传播学创新:从刻板成见到解放心灵”等理论都是作者近年来创新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可作为新闻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作者简介

    陈嬿如,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留学美国、新加坡,在国外获得大众传播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持并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在美国、欧洲、澳洲和亚洲出版的英文国际学术刊物(包括SSCI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出版传播学专著五部(其中一部在美国出版)。专著《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与民族凝聚力》获得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2004年获得“福建省第三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2004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目录

    第一篇 传播学创新研究:理论篇
    从科学思维的视角探索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突破框架解放传播沟而能通
    传播效果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传播学创新:从“刻板成见”到“解放心灵”
    人即讯息——论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转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篇 传播学创新研究:实证篇
    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西方报界如何发现并报道毛泽东的一篇内部讲话
    传播学研究的前沿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
    发展传播学与中国的发展现实
    调适理想与现实:中国大众传播功能的新视角
    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社会功能界定
    信仰传播效果的3M模式——《青春之歌》的传播学解读
    中国的传播实践对传播学理论的启示

    第三篇 全球传播与文化认同的新思考
    与时俱进宣传爱国主义
    重大突发事件与民族凝聚力——以2008年抗震救灾直播报道为例
    电视节目与爱国主义教育——在青少年中进行的实证调查研究
    跨文化传播原理在我国对外宣传中的运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媒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全球脑,中国心:网络时代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第四篇 教育传播与教学创新:观点与实践
    高等教育方法的3个比喻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
    思辨与实证并重,创造知识

    第五篇 媒体内容中的性别与婚恋
    感情纠葛何时休——关于主旋律电视剧的忧思
    超越性别的女性形象:电视剧《戈壁母亲》中的传播与和谐
    当代中国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之嬗变
    广告中的女性社会角色
    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1992-2003)

    附录
    丰盛的匮乏: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文学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跨越时空的文学感动——从一首获奖儿童诗谈起
    公益广告调适理想与现实
    电视剧应该培育大众的健康情感
    电视剧传播要注重精神效果
    流星划过之后的思考
    激情何以燃烧——从电视剧收视率谈起
    让高尚成为自然——英雄主义系列影片展播观后
    从英雄到名人——兼论电视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发挥红色经典的教育作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和平时代更需要信仰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的现实意义
    气势氛围机制——红色文化的传播
    现在的歌为什么难听?
    陈嬿如学术创见简介

    在线试读

    《传播效果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传播学最受公认的专业学术领域当属各个门类的传播效果研究,其中有media-specific, content-specific, audience-specific等按照媒体、内容、受众划分的效果研究,也有将这几类或更多交织在一起进行的效果研究。效果研究从诞生至今,备受诘难和挑战,其专家学者对研究的局限性也直言不讳,但这一脉学术终究必须传承下去,因为人类的各种传播活动都希望实现某种效果。作为应用性颇强的学科,传播学也需要长期研究传播效果,并将其作为不断更新丰富现有理论的来源。那么,公认已经陷入某种困境的效果研究,如何突破?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效果研究的致命局限中寻找。首先,绝大多数效果研究只能关注短期的、一过性的效果,时过境迁,事过境迁,原有的研究设计若重新付诸实施,得到的效果答案也不具有真正的学术可比性或者实践参考价值。

    因此,迄今为止的效果研究只能时刻从研究的当下切入,充其量是撷取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培养理论(涵化理论)的长期研究或许例外,但笔者认为,长达十几年的研究,发现收看电视上的不良内容会对许多受众成员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不良影响,使得他们的头脑生活在对环境的负面想象之中,备受折磨,却又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人道的干预措施,其研究伦理应该引起身为普通人的学者的反思和质疑。

    其次,效果研究受制于现有的研究方法,注定只能关注局部的、具体而微的效果,即便是全国范围内的抽样或国际样本,也只能满足统计学意义上的要求,而不能真正产生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发现与结果。

    第三,传播内容的效果研究必须基于某些特定的内容。为了可操作,这些内容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时代开始就被切割、细化为无数具体的可量化、可托付给电脑统计软件的指标。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受到的局限很明显:诸如理论、思想、观念等在长时段里对社会、国家、民族产生重大综合性影响的抽象力量,虽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传播内容,但无法研究。

    如此,传播效果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参照系。我在关于传播理论创新的个人论著中一再声明:我所做的一切思考、研究和努力都不曾试图颠覆现有理论和方法,而是对其进行补充。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传播学各有山头,各有学派,后来崛起的,并不取代先前树立的里程碑,而是各自另辟蹊径,因为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用克拉帕和施拉姆的话说,其效果总是因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情境等而异。换言之,不可能也不应该期待反反复复的学术梳理能够达成创新和突破,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心理和传理,而非爱因斯坦的物理。然而,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发现逻辑启示我们:将传播现象和传播效果置放于不同的参照系中考量,势必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也就是新的发现。

    首先,时空参照系。就法国年鉴学派的大致划分,地理变迁意义上的时间、人类社会变迁意义上的时间、短期事件意义上的时间,都是不同的概念。部分地将其“移植”到传播效果的考察,我们立刻发现眼界开阔,思路也宽广。就以法国为例,卢梭、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思想、理念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等等,在相关的学科如历史学、政治学及其交叉领域早有研究,而今欠缺的就是传播学的视角。传播史和媒介发展史的论著教材对此有所提及,但应该可以开辟专门研究,追溯和审视作为信源的思想者、当时作为信道的各种传播渠道、作为传播方式之一的各种群体性、规模性、革命性行动、践行或声称践行思想家信条的行动产生的后果,重新传播和诠释后世对这些思想、理念、主义、信条及其指导或扭曲地指导的行动及其影响。这样一来,传播效果的研究同时拓宽了时间和空间参照系,开始有了历史的眼光和视角。毕竟,长时段的宏观传播更有可能取得跨越空间的效果。在学术逻辑上,这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人类总归是先有传播实践和传播效果,再有效果研究。将历史时钟“倒拨”至某个阶段,用后世发明的传播效果概念观照曾经有过的传播实践,有何不可?否则,传播效果研究将永远只能拘泥于现有的极其微小的参照系,研究成果对于人类传播行为而言,真像是精致的象牙微雕挂在巨大的石窟之上,或者好比凭借一块砖头想象万里长城的雄姿。

    其次,研究资料来源参照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新媒体消弭了无形的国界,拓展传播效果研究的空间参照系,绝非只是将跨文化传播或国际传播从人际、组织行为层面提升到宏观的跨国层面那么简单。如果依然只是一味地看着当下,追随着各种事件及其在媒体上的呈现,或者试图探索加强预期传播效果的策略,势必无所得。问卷调查法、实验法、访谈法、内容分析法等等方法是最常用的,其中前三种从无到有地通过学者人为的设计、安排和执行产生、制造材料和数据,比较系统,但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并不一定系统、一贯、逻辑、严密至此。所以,我认为,传播效果研究走到今天,是时候重视另一种资料和数据来源—“自然”的来源,即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留下的记录和轨迹,特别是各种媒体对社会传播实践的记录,既可以作为材料来源,又可以作为研究对象,何乐而不为?两种研究资料来源,各有千秋,但哪个更宏阔,更丰富,更宽广,可能产生更贴近事实和现实的发现与理论,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种来源的主要特点是,它未曾事先被设计,因而学者面对它,需要慎用各种理论预设。有学者会说,这样的材料和数据不够系统。难道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揭示和解释各个层面和范围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自然有理由尊重社会中的传播实践记录和轨迹,而非以狭义的实证方法来强迫资料就范,乃至强迫现实就范。

    第三,抽象的思想、理论、观念及其逐步具象化的传播过程和效果,又是一个大大拓展的参照系。经典的传播学实验将电影所试图宣传的各种理念肢解为一系列的具体指标,并测试它们对改变受者的认知、态度、情绪等方面有无影响或效果。从那时起,这套从心理学借鉴的研究路径就一直广泛运用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然而,作为个体的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人,真是循着这种无限细分的切割的逻辑和认知机制而接受媒体影响的吗?哪怕只是动用我们作为普通人的常识,我们都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参考各种“商”的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无数的中国教师、家长和学生都习惯于不加质疑地接受西方学者对人所作的智商、情商、德商、财商等等可以量化的“商”的划分,好端端的一个人时常被这些分析再分析的数字困扰,产生担忧和焦虑,失却对总体的人的正确认知。如果不挑出这个参照系,传播效果研究也将日益受困于“对照指标一一打分”的现有方法。

    一言以蔽之,总体的、全局的、关联的、动态的思维方式,对于改变参照系,拓展传播效果研究,十分必须。

    最后,传播效果研究和理论中,效果及其指标的界定权在于研究者。预期的指标定于何种层次、规模、范围、时长、表现,必将影响并决定最后的研究发现。因此,在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术内部,效果研究的参照系也可以因此而改变。当然,这是微观层面的局部操控,上文所论述的改变和突破才是学科拓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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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19-06-0312: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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