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想斋日记 本书呈现了晚清民国基层乡村社会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丰富细节

内容简介

《退想斋日记》为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举人刘大鹏所著，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二年，*早为乔志强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刘大鹏活动地区虽然多在山西太原，但由于其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接触，深谙民间疾苦，当过私 塾先生、县立小学校长、县议会长，管过小煤窑，还督率子女参加田间劳动及经营，主持修葺过晋祠及附近道路，所以日记呈现了基层乡村社会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很多丰富细节，弥足珍贵。本书初版出版三十年来，受到中外史学界广泛的征引，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乡村史乃至科举史的必读书。此次重印，对全文做了一定修订，期待能对推动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

乔志强（1928—1998），山西交城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曾任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长。著有《山西制铁史》《辛亥革命前的十年》等，编有《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不仅“在中国社会史宏观研究层次上的开创之功有目共睹，并且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

前言

《退想斋日记》的作者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是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6月9日,卒于1942年8月30日(清咸丰七年五月十八日至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终年八十六岁。他在三十四岁(1890年)时开始写日记,直到临终连续记了五十一年,现在尚存有日记四十一年。经过选辑、标点,并适当加以注释,成此《退想斋日记》。

刘大鹏生在清末,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幼年从师受业,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1878年考取秀才,1881年进太原县桐封书院,次年又到省城太原的崇修书院读书,1884年中举人,以后1895年、1898年、1903年三次参加会试,均未中。他从1886年起,即在山西省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1914年后回到家乡太原县,当过县立小学校长,经管过小煤窑八九年,并种有少量土地,他亲自督率子女参加田间劳动及经营。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吏,基本上生活在晋中农村,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接触;在地方上兴办过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资修葺晋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兴办过晋水水利,呼吁反对过当时的苛捐杂税,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名望。所以在1908年山西省谘议局成立时,他由太原县推选,任省谘议局议员,民国以后担任过县议会的议长、县教育会的副会长、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社会职务。在他几次会试不得志以后,就用主要精力从事于撰述。除这部《退想斋日记》外,他写了不少关于地方史志的著作,如《晋祠志》(1986年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晋水志》、《游绵山记》、《潜园琐记》,以及一些诗文、笔记、杂记等。这些,当时都是手稿,未经出版。他的生平和著作目录,详见本书附录的《刘友凤先生碑铭》。

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日记中,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他写下许多当时当地农村情况,如气候、水旱灾害、祈雨活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种、产量、价格、雇工工价、赋税、差徭;大量地描绘了当时的民间生活及风俗,如岁时节日人们的种种庆贺、祭祀、演唱活动,结婚、订婚的各种程序、礼品、费用、婚龄和礼节,同时真实而具体地揭示出旧社会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遭遇。如1918年5月15日他的日记记载说:“里中有寡妇二十余岁,于前数日再醮,姑家得钱三百二十千文,娘家得钱一百千文,此外村礼、社礼、媒妁等钱又费数十千文,合共出五百千有奇。”一个妇女就如此被商品一样地出卖,而她本人竟做不得主,也得不到一文钱。又如1922年6月15日他记载说:“里人刘金牛之祖妾于昨日死,来求予作讣闻帖。予告来人曰:妾虽年六十有八,并未有所出。据丧礼,有所出则儿为期服,无所出则无服矣!此帖予不能出稿。”六十多岁的祖母死了,就只因为她是“妾”的身份,就没有发讣闻的资格。《退想斋日记》中这类资料很多,虽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却揭示出当时妇女受歧视之严重情况。同时,《退想斋日记》对民间丧葬礼俗、辛亥革命后的剪辫、放脚、民间服饰、饮食、宴客习惯、新式建筑物、当时交通工具以及开始演电影、骑脚踏车、火车、汽车及种牛痘等社会新情景都有描述。此外,对社会生活的风貌也有记载,如村镇集市贸易,他在1897年10月18日记述说:“〔太谷〕阳春会上十分热闹,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坛〔摊〕不可胜数。去赶会之车辆约有数千乘,可谓之大会矣。”可以想见当时集市贸易熙熙攘攘之情景。另外,《日记》对当时瘟疫的发生、死亡情况、盗贼劫掠等灾害也都有描述。

较为引人注意的是《日记》中记录了清末农村中种植、吸食鸦片带来的灾难。对鸦片以及后来其它毒品的危害记述很多,很具体。举1892年所记几例可见一斑:“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虽说这个估算有些夸张,但已见危害之大。他描绘一个鸦片吸食者说,“有四旬余岁,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发长数寸,辫卷如毡,衣裳蓝褛,神气沮丧”,记述了一个鸦片吸食者行窃、卖妻鬻子的惨状。他还回忆农村种植鸦片情景,在光绪初年,鸦片“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于深僻之处种些。至戊子、己丑间(1888年、1889年),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1893年7月8日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大量勾画的当时这一社会问题,使人触目惊心。

《日记》作者虽是封建文人,但他对旧社会的一些社会不平也做了不少记叙,1892年9月22日他记述一件士绅霸道的事情:“吾在太谷县西街,见一大车与一轿车争路,大车所载者重货,轿车只坐二人,一人儒冠儒服,喝令其车夫将大车车夫痛打,大车车夫始犹支架不让,旁一人告之曰:此某孝廉车,而喝令者即是孝廉,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将汝送县,再吃大亏。车夫闻之,鼠窜而退。”他的《日记》中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记载更多,例不胜举。对清末的“捐纳”也有叙述如下:“光绪辛丑,为赔洋款,捐纳实官大减成数。以二三千金而得道府者有之,以千金而得州县者有之,以四五百金而得同、通、大使、州判者有之,以二三百金而得府经、县丞者有之,以一二百金而得巡检、典史、主簿、吏目者有之,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者有之。”(见《桥梓日记》)在作者的笔下也展开了清末民初农民凄惨生活的画面。1893年2月10日,他写道:“今日午后,余去邻村访友,有一人负四五岁小儿,卖与邻村农家。”他也记载过人民群众对清朝政府的反抗斗争。1892年5月24日,他在省城太原亲眼看到“午后,忽有百姓为群,约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抚衙门喊冤。皆云:此时旱魃为虐,吾侪山人,俱不聊生,而吾阳曲县官催科愈迫,每两银以八千钱为限。吾等赴县署鸣冤,而县官置之不理,遂赴府署伸理,而知府亦然,无奈始赴大人辕下。”1893年8月25日还记载:“〔太原县〕小店镇刘仙洲言:伊村粮店皆闭门不做生意。询之,乃因县尊奉上宪命,从斗行起钱,以备荒年,每斗粮起三文钱。”这实际上是当时商民的罢市活动。到了辛亥革命前,人民群众对清政府十分不满,他记载了当时的各种苛捐杂税之后也提出:“所到之处,人心莫不思乱,每闻人谈论,动辄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乱之好也。虽系愤激之言,究见人心离散矣。”(1903年2月23日)这些片段都反映出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

由于《日记》作者自身的经历,他记述科举考试颇为详尽,除日记有记述外,还专门有《乙未公车日记》《戊戌公车日记》《桥梓公车日记》三种,现只存《乙未》《桥梓》二种,都是他的亲历。不但录存了考题,而且绘制有会试卷面、履历格式,描述了试场情状。对于书院生活以及后来的学堂都有记事。至于对当时的历史事件,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日记》中都有反映。有的是得之传闻,也有的是目睹亲历,既显现了作者的态度,也反映了民间的情感。总之,《日记》的涉及面十分广泛,从作者的视野和角度反映了这一个时代的各个方面。

读者也会注意到,由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局限,《日记》中刘大鹏的封建保守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如对科举制度的眷恋不舍与对初建立学堂时的不满,甚至有一段日记中反映出他对清朝的某种留恋与对民国的不满;又如对封建伦理道理的追念与对各种新事物的摒弃,《日记》中对铁路、对使用阳历都在开始时有相当的抵触情绪;《日记》中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错误的或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对于这一些能勾勒出那个时代封建文人思想侧面的资料,我们在选辑《日记》时,没有完全不选,而是酌量留存,尤其是一些事件的叙述中夹杂了这样一些议论,就只好连叙述文字一齐录存了下来,以存实况。当然,我们应当透过这些落后的不正确的议论来分析研究那个时代以及那部分人的思想面貌。

我们将现存的这部日记选辑了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以原来的年代编排,将阴历月日换算成阳历月日附注于后,并对原文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明显的错字衍文也做了更正。《日记》中原有的注释,使用(　),辑点者的注释与更正,使用〔　〕,对原文看不清或缺损的字,以□来代替。

这部《日记》的辑点既成,应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整理编辑室同志们的好意,公诸广大读者,对研究我国近代史和社会史可能是有些用处的。在辑点工作中错漏的地方一定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对于曾协助过我完成这一工作的池秀云、行龙、王先明诸同志,在此致以诚恳的谢意。

乔志强

1987年春于山西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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