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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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最好看最生动的北洋军政史！
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他们的文韬武略，让一个转瞬即逝的时代没有匆匆流逝。
北洋时代可能并不是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
我们对所有试图推进中国历史进程的先人都怀有敬意。

内容简介

《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爬梳史料，带着温情与敬意亲近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等北洋时期代表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沉浮，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北洋时代的风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的既有认识，呈现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作者简介

李洁，青岛资深报人、著名人文学者，著有《百年独语》《1912-1928：文武北洋》等。
其著作《1912-1928：文武北洋》通过对袁世凯、黎元洪、杨度、章士钊等北洋人物生平及故址的追寻，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生动地还原出整个北洋时代的面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的既有认识，探究了共和发轫期的政坛风云，是近十年来有关北洋历史不可多得的力作。

在线试读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晳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